《五经》做为古经，不但晦涩难懂，而且还极其繁杂。

能做到通经者，说凤毛麟角肯定是有所夸张，自古通经者其实并不在少数，远的暂且不谈，就谈近百年之间。

比如陈献章、娄谅、吴与弼、邱濬、王恕、胡居仁这些都可以做到通经，但要他们全部研究通透，那可就犹未可知。

正因为《五经》这种特殊原因，导致兴起了各种分歧，《四书》还则罢了，基本上都是用朱熹的注解，出自他一个人说法，那么答案就非常标准。

但《五经》则不然，因为朱熹注解《五经》根本没有注完，这就导致其中有了差异，又加上《春秋》三传，答案就变得广泛起来。

如此以来《五经》变成抢手货，一些人依仗着家学传承，在科举上面有了极大优势，所以以经屡代登科者也不在少数。

如鄞县杨氏、烛湖孙氏《易》；安福彭氏、邹氏《春秋》、莆田林氏、铅山费氏《尚书》；新城王氏《诗》；余姚谢氏《礼》等家族。

此类皆如同东汉杨家、袁家一样，以经术入仕，然后将他们家传本经，作为一种做为一种政治资源，限制随意外售，进行学术、政治垄断。

如果外人要学，必先与其结好，双方结成同盟，日后官场一同进退，这是古往今来一直不曾有变。

诚然眼下有《五经大全》做为最标准考试答案，但是耐不住考官都是人，如此一来倾向性就变得多了起来。

于是乎但凡考子，不但要熟读《四书五经大全》、《性理大全书》这种考试参考资料。

甚至连他人注疏也要涉猎，这样才能在考官盲人摸象之时，给予一个不同寻常的印象，然后使得自己不被落选，即使落选也要给足够的评语，知道错在何方，给自己下次下场积累足够的经验。

想到这里章祀就下了决定，开始答复陈献章：“弟子想治《尚书》。”

当世治经人士，治《礼》之人，基本集中于宣德末期与成华年间，治《诗》之人是成化中期才逐渐广泛，治《书》的人最多，一直备受士人好感，至于《春秋》本身就有三传，且各自晦涩难懂，遣词造句极为刁钻，故而并非广为选择，《易》玄之又玄，同样在此刻也是选择的比较少。

诚然因为《书》是热门选修课程，竞争势力庞大，但无疑是最佳选择，因为《书》的特殊性，能够给他带来足够的便利，所以章祀自然就选择治《书》经。

然而陈献章却一愣，良久之后苦笑：“我从吴君处习得《五经》，尽得各种精髓，可以妄称通晓《五经》。

但是我本经是《诗》、次之《礼》、再次《春秋》、再次《易》，唯独这《尚书》，却是我所有之中学的最差，本来以为你会选择《诗》，你竟选择《书》，倒是出乎我的意料。”

吴与弼是儒学大家，立崇仁学派在江西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，他的一生穷经皓首研究学问，将《四书》、《五经》研究了个通透。

所以他三个最得意的门生，娄谅、胡居仁、陈献章全部都通晓《五经》，而且各自还有自己专门领域。

如陈献章则喜欢用诗写意，从读书到现在，不曾注释任何经书，唯独喜欢写诗，用来表达他的思想。

闭门修炼十余年，一出山便用一首《和杨龟山此日不再得韵》诗，名振京师，让天下人都知晓，这个当世再出大儒。

所以在《诗》方面，陈献章绝对是当世数一数二专家，而且毫无争论可言。哪怕有着文无第一，武无第二的说法，但当世依然无人否认。

章祀却笑道：“学生虽然本经《书》，但未必不能再学其它经，翌日老师一起传授，有什么打紧的。”

章祀按照自己想法，能够通经自然最好，所谓它山之石，可以攻玉不外如是。

而且按照本身资质以及现在金手指傍身，自信心因此也变得膨胀起来，认为自己对于通经这方面，并没有太大难度。

自信心膨胀归膨胀，可章祀依然记着自己首要目标，还是以科举入仕为主，至于学术问题，日后慢慢雕琢就是。

有了这番想法的章祀，回答起陈献章的话，也就变得信心百倍。

章祀的确是信心百倍，可陈献章依旧担心贪多嚼不烂。古话说得好，百艺通不如一艺精。

固然章祀资质在他看来很好，可想做到通经未必就是资质上面的问题，更重要还需穷经皓首去钻研。

而按照日后规划判断，章祀肯定在没有科举之前，日夜忙着时文应对科场。中第之后，又要忙着处理公务，如此一来哪来的什么时间去钻研经术？

没有考完试就把《四书五经》之类的全烧了，已经是对于求学最大的尊敬了。

至于说王恕、邱濬在官场沉浮，同样可以做到通经。但是像这两人，整个世界又有多少？又如何肯定章祀就一定比得过两人？

籍此种种忧虑之下，陈献章不免的就提了一嘴：“你这小子，杂而不精，不知道？”

“弟子知晓的学如逆水行舟，不进则退。如果不乘着年少广集知识，来日不管仕宦与否，都会不如他人。